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广西布政使朱椿准备带着自己的家人到桂林旅游。

轿子刚出门，朱椿就被一个老头给拦住了。

老头跪在轿子前面，手中高举着一册文书，像是一个告状的。但这个老头面容没有一点悲伤，反而眼中透露着一丝期待。

朱椿立马来了兴趣，接过了老头手中的文书，打开一看才知道，原来这个老头并不是告状，因为文书的封面上写的是策书两个字。

所谓的策书其实就是建议书，也就是给朝廷提意见。

但慢慢的，朱椿的脸色不对劲了，等到看完策书，朱椿已经神色大变，脸涨得通红，连忙吩咐随从将这老头捆起来，千万不要让跑了。
但他遭遇的却是朱椿的严厉审问，不得不将自己的初衷如实交代了出来。

老头叫吴英，广西南平人，今年60多岁了，读了一辈子的书，到现在还是个秀才，眼见自己年老多病，他不甘心就这样庸庸碌碌地死去，所以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想所悟全部写在了策书里面，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认可，在临死之前做一点贡献。

说实话，在写这篇策书之前，吴英是做了一番调查研究的，所提的意见建议也是能够针砭时弊的。他所提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恳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建议各地添设义仓，救济贫民；
三、革除盐商盗案连坐制度；
四、禁止种烟叶；
五、裁减寺庙和僧人，减轻社会负担。

所提的建议针对性很强，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百姓。
但朱椿不这么想，你一个落魄秀才，竟敢心怀不满，批评国家政策！
更关键的是，策书之中有“敏感”字眼，犯了圣讳。

原来，策书中有“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一段，吴英遇到乾隆名字“弘历”中的“弘”一字，却没有避讳。
朱椿由此认定吴英乃是大逆不道。经过自己的初审，朱椿将此案件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乾隆爷的案前。

乾隆看过之后，非常气愤，一个秀才，身在乾隆盛世，却不安分守己，居然批评朝廷，简直是丧心病狂。当即作出如下批示：

一、吴英本人生逢圣明之世，竟敢妄议朝政，实在是狂妄自大，判凌迟处死；
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弟弟吴超、侄子吴逢才、吴栋才，判斩立决。
三、吴英家族的女眷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

就这样，怀着美好的愿望，吴英一番好心为朝廷建言献策，最终换来了整个家族的覆灭。
可见，与他爷爷康熙和父亲雍正比起来，乾隆朝的文字狱已经从维护王朝统治发展成了一种变态的现象。



乾隆之所以对文字如此敏感，除了祖上遗传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自卑感外，还和乾隆的个人性格有关。


乾隆这个人性格极其强势，已经走向了一个极端，说难听点可能“精神有点问题”，好大喜功、草菅人命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他在位期间，兴文字狱已经不是为了维护满清的统治，更多的已经成为了恫吓臣民、加强个人权威的手段。



乾隆如此大兴文字狱，带来的后果便是:

他使读书人从此噤若寒蝉，不敢再抨击黑暗，甚至不敢向朝廷提出正当的建议，而是埋头故纸堆，醉心八股文，甘心当奴才。



更有甚者，到了乾隆后期，有些人甚至都不贴对联了，就算贴用的也是大白话，生怕被扣上一顶影射朝廷的帽子。

值得讽刺的是，虽然管老百姓管得严，但乾清宫里“正大光明”的牌匾却正大光明地挂在那里。

这要是在普通人家里挂这么个东西，估计早就被臆测为是要恢复明朝，拖出去千刀万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