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帖子，有一个匪夷所思的观点——清朝高层对欧洲一直很了解，但为了愚民，故意海禁，所以老百姓对欧洲一无所知。

我一向不喜欢满清，一大原因就是这个民族既野蛮，又无知。说高层对欧洲一直很了解，那真是太高看他们了。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错误，毕竟英国人曾经也这么以为。我读过郭建龙的《丝绸之路大历史》，里面专门有一部分介绍清朝高层，尤其是皇帝对欧洲的不了解。

这个作者还有穿越三部曲，其中《穿越百年中亚》被禁了，而且另一本《穿越非洲两百年》估计是发行早，不然也要被禁，其中介绍非洲国家时，常有这样的描述：“一条坦赞铁路并不能挽救赞比亚的经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仅工业没有发展，就连人们吃饭都成了问题。卡翁达只好走回头路，重新考虑私有化问题。在私有化的同时，政治上多党制也在恢复。卡翁达为了保证国家的行政效率，实行了一党制。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一党制弊端凸显，只好改回多党制。第一次多党制选举就使卡翁达下了台。”

以及“在非洲，一切既定政治理论都会被现实击得粉碎。比如，大部分政治成熟的国家都限定了领导人的任期，一般是两届。在发达国家里，任期制已经被视为理所应当。”

前面扯得有点远，还是说说清朝高层到底了不了解欧洲吧。以下摘自《丝绸之路大历史》中贸易与磕头的章节：

雍正帝下令禁止与西方接触70年后，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一个特殊的使团再次来到中国，敲响了中国的大门。这个使团来自英国。

当中国人仍然不知情时，欧洲和亚洲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了最强大的国家。其次，在亚洲，葡萄牙也萎缩成微不足道的存在，它的殖民地大都消失了，印度被英国人占据，印度尼西亚群岛正在被荷兰人吞噬。西班牙虽然还占据菲律宾，但对局势的控制力也非常弱。

但在局势变化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却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们不了解葡萄牙人的衰落，也不知道英国的霸主地位，仍然通过广州口岸与葡萄牙等国家保持贸易，却对后起之秀的英国采取了比较冷漠的态度。

如何调整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双方的误会？英国人认定必须见到北京的皇帝，才能把事情说清楚，并达成新的协议。他们认为问题出现在官僚层面上，皇帝是开明的。但是，中国的政策是不让外国人进入内地的，如何才能见到皇帝呢？

公元1792年9月26日，使团离开英国向遥远的中国进发，经过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岛、特内里费岛、圣地亚哥岛，穿越赤道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再绕过好望角，经过东南亚的群岛和交趾支那（越南的南部），再经过澳门外的万山群岛，浙江的舟山群岛，于公元1793年7月21日，在天津外的庙岛泊锚。把他们一路上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记述和利玛窦当年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与明朝相比，清朝是一个对官员管控更加严格的集权社会。在明代，官员们与外国人打交道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地方官府就可以决定是否接纳外国人，甚至在不经汇报皇帝的情况下，自主在管辖地给外国人划定住宅。

但清朝经过了雍正帝的集权，以及密奏的推广，皇帝近乎掌控了所有官员的动态。官员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以皇帝的命令为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必须上报，等待裁决，不准私自决定。

利玛窦还可以与官员们成为朋友，但是英国人碰到的却只有奴才，接待官员们几乎只是传声筒，帮不上任何忙。在天津，负责接待的钦差是长芦盐政徴瑞，他又派遣了两位官员：天津道台乔人杰和通州协将王文雄，两人全程跟随使团，负责陪伴使团从天津登陆直到从广州离开。两位官员虽然表面上与英国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但他们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听从皇帝的领导，交往中时时刻刻显得战战兢兢。

但就在英国人刚登陆时，另一个问题却出现了。直隶总督欢迎英国使者时——按照中国规矩，一旦使者上岸，就由当地的总督请客吃饭，但在吃饭前，必须到一间挂着皇帝画像（或者放着御座）的屋子里，让使者对着皇帝画像磕九个头。

总督将马戛尔尼引到大厅最深处，那里摆着皇帝的御座。马戛尔尼向着御座深鞠一躬，并没有下跪，这就违背了中国的规矩。不过这一次，总督认为是外国人不懂规矩，不跟他们计较，将他放了过去。记住，这是英国人第一次遭遇磕头问题。

但他还是做了一步退让，表示他可以向皇帝座位磕头，但必须有一个同等级别的中国官员对着英王的画像磕头，以示平等。他这样一提，对方觉得向外国人画像磕头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也不再坚持让马戛尔尼磕头了。他的第二关也混过去了。

觐见完毕后，由皇帝的重要大臣和珅带着使节们游山玩水一番，打发他们回了北京。而此时，英国人认为自己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他们是来和皇帝谈判贸易条约的。

英国使臣还在精心准备着下一步的磋商，但皇帝回到北京后，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英国人的礼品，并送出一堆赏赐，就打发他们踏上了回程，至于预想中的谈判，根本就没有发生。

但实际上，乾隆皇帝并没有不高兴，他对英国使团不远万里前来朝觐感到很满意，可也仅此而已。外国人无权与天朝上国谈判，只配进贡。

事实上，英国人虽然没有谈判，但他们的问题都已经通过书信交给了皇帝，皇帝也都认真考虑过。

在回信中，乾隆皇帝一一驳斥了英国国王的请求：你恳请派一个人住在天朝照顾你们的买卖，这不合天朝的体制。以前西洋各国来服务天朝的人，来了就必须遵守天朝规矩做官，永远不准回去了。将心比心，假设天朝也派一个人到你们国家的首都居住，你们不也不能忍受吗？

至于在浙江、天津和广东设立洋行，自古以来（其实是明朝的惯例由清朝继承），外国人都在澳门设立洋行，你们最好也遵守这个规矩。如果准许你们四处经商，其他国家也都会跟进，提出这种无理要求，那天朝不就乱套了？

像俄国人那样在北京设立商行更不可行，俄国之所以这样，是早期战争导致的特殊情况，不是惯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总之，一切要求都被拒绝了。

就摘录这么多吧，感兴趣可以自己读读看，后面嘉庆时期也是笑料百出，一直发展到英国人失去耐心，有了战争，战后的那些大臣们，应该是多少对欧洲更加了解一些，但是很可惜，晚清皇帝一个个都没什么作为，唯一一个想改变的光绪还被软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