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从晚明社会的不同层面看到了商人地位的上升，然而，在奢侈性消费中表现最为突出的还是王公贵族和上层士绅。
这个时期的社会有钱人喜欢奢侈性消费主要目有二：一是为了炫耀财富和地位；二是追求感官享乐。
我们知道奢侈性消费所产生的大量需求对经济发展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需认识到其局限性。毕竟，晚明的奢侈性消费并没有像早期近代的欧洲那样催生出大规模生产、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商人往往将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到家族子弟的科举教育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晚明绅商财富积聚和奢侈性消费本身特点受到启发。
何良俊在叹服本乡士绅敛财之疾的同时，也惊诧于他们的散财之速：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

自以为子孙数百年家业矣，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宋大参即余舅家，得之目击者，此四五十年间事尔。
然此十万之业，子孙纵善败，亦安能如是之速。盖若天怒而神夺之然。然一时由此数家，或者地方之气运耶，或诸公之遗谋未善耶，皆不可晓也。
解析：
在我们今天看来，“天怒神夺”应属何氏臆测，“地方之气运”倒可能有所关联。中国历史上因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等因素的改变而影响一个地方的经济盛衰的例子比比皆是，但这种情况似乎也并没有发生在何良俊生活的嘉靖、隆庆时期的松江。
易灯认为，这种财富倏聚忽散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明代的专制制度。
首先，专制体制下政治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依附于政治权力的财富占有也难以持久。
晚明时期的豪家巨室大多具有士绅背景，严嵩、徐阶、张居正等当朝权臣自不必说，就是何良俊所举宋恺、苏恩、蒋凯、陶骥、吴哲之辈也无一不是朝中高官，他们的财富和经营往往随着其职位的升降而变动。
曾经势焰熏天的严、张二相或因生前失势或因死后被参都被抄没了家产，就连一贯谨慎而善于自保的徐阶，也在罢官后被海瑞的退产新政打击得狼狈不堪。依靠权势积聚的财富因丢掉权力而丧失也是自然之事。
其次，以享乐和消费为目的的财富聚集往往会偏离商业行为原来的宗旨，因此也不可能注重经济才能的培养和发展，一旦政治特权没有了，其经济能力也就随之丧失。
专制体制下绅商们的商业活动，除了寻求市场机会外，更关心的可能是他们在权力网络中的处境。因此，他们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官场之中的权力运作和权利交易，而不是经济才能的培养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第三，中国古代帝制私有财产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也是私人财富难以长久维持的重要原因。专制政权的过于强大让私人企业的经营有朝不保夕的担忧，朝廷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让私人店铺工厂遭受灭顶之灾。这也是商人不得不依附于国家权力而不能发展其独立的阶级意识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