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与多边协定和自由贸易体制保持距离，倾向保护主义。相反，中国却在国际社会扮演“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捍卫者”的角色。例如，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支持经济全球化”，呼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但是，实际上中国所采取的通商政策和外交手法却大相径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补贴政策的不透明性、对国有企业过度扶持、不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通报义务，以及采取近似经济威胁的限制进口措施。自2018年以来，中国以澳大利亚提出对冠病疫情起源调查为由，对澳洲的葡萄酒、牛肉、大麦等实施进口限制；此外，还对和台湾加强友好关系的立陶宛采取报复性措施，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健康”和“维护国家安全”，其实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借世贸组织规则之名，行诡辩之实。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确保通商制度的透明性、实施统一运用、导入司法审查制度。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10条和第六条，所有贸易配套措施应当公开、同等适用于国内外企业。

但是，实际情况却和理想相去甚远。中国地方政府颁布的规则和通知经常不予公开，企业很难迅速应对制度的改变。此外，中国也没有根据世贸组织补贴协定第25条的规定，充分履行补贴通报义务，制度运用缺乏透明性。这种行为损害自由贸易最基本的“可预见性”和“对规则的信赖”。

中国的补贴政策和国有企业制度严重扭曲市场竞争。在钢铁、铝、半导体、造船、电动汽车等战略领域，国家主导的补贴使效率低下的企业得以生存，过剩供给成为常态。特别是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产品被指有倾销嫌疑。

另外，中国国有企业不基于商业判断，而是在政府政策引导下行动。GATT第17条规定，国有贸易企业应当按照“商业考量”行事，不得对外国企业进行歧视性对待，但1947年制定的条文过于抽象，缺乏威慑力和透明度。

另一方面，《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和《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针对国有企业有明确规定，“不能有歧视待遇”和“要基于商业考虑”。根据规定，禁止国有企业被优待，在不利于外国企业的条件下进行交易，也就是要具备确保“公平竞争环境”的结构。目前中国采取的措施，很难满足CPTPP所规定的具备公平竞争环境的条件。

在世贸组织解决纠纷的制度下，中国屡次成为被申诉国，围绕补贴国企、反倾销、限制出口等，与日本、美国、欧盟之间有多起纠纷。例如，中国对日本产化学产品和钢铁产品加高关税和进行倾销认定，被日本起诉，世贸组织认为中方的措施有问题。

此外，中国限制稀缺资源出口，恐怕也违反世贸组织的相关协定。这些举动不仅违背自由贸易基本原则，还会导致其他国家收窄经济上的选择。

对于这些情况，日本通过EPA和CPTPP，在确保补贴透明度、规范国有企业行为等领域，一直在主导制定最行之有效的规则。这些协定要比世贸组织协定更具体，如果中国今后想作为国际贸易秩序的一员取得信任的话，就须要接受这样的规则。

自由贸易的大前提是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在同一规则下进行公平竞争。中国现行制度与惯例，和世贸组织的基本理念相抵触，所以不能称为“自由贸易旗手”，倒不如说是“根据自我需要妄自解释，言不符实的玩家”而已，对此，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表示担忧。

如果中国真的想确立自由贸易体制和多边框架的“旗手”地位，首先须要诚实履行世贸组织所规定的相关义务，落实补贴政策透明化和进行如实通报，切实确保国有企业的商业独立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