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是光荣与辉煌的希腊罗马；有人认为是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也有人认为是盛极一时的阿拉伯文明。
但是，如果站在现代文明的视角审视，恐怕则非英国莫属。美国思想家迈克尔·诺瓦克说：把所有的领域都加起来，没有一个国家诞生的伟大人物比英国更多。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产生了莎士比亚、牛顿、休谟、达尔文等伟大人物，这在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伟人合力打造的英国，诞生了现代文明的四大核心要素。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英国，就没有现代文明。
一、自由思想
毫无疑问，自由理念，是现代文明最核心的价值观念系统。无论是法治、民主还是市场经济，其核心都指向了捍卫个体自由。现代自由理念，一般包含三个核心价值：第一，个人自治的观念，这包含在契约与财产权保护中；第二，集体决定须由代表做出，代表须向选出他们的共同体负责，所谓“无代表，不纳税”；第三，法律不是具体某人或某组织之法，法律高于国王，是人们在这个国家固有的权利与义务。然而，如此珍贵的价值理念，并不是古已有之、四海皆存、自然而然的。丹尼尔·汉南在《发明自由》一书中认为，现代自由理念，最早诞生于英国，并逐步发展完善，传向了全世界。英国的自由传统，其实可追溯到大宪章以前，从古日耳曼部落的森林集会到早期的“贤人会议”，就已经有了自由的种子；这颗自由的种子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再到光荣革命，在历史的浪涛下，不断传承，并且以新的制度或法律章程被加以强调。正是基于对上述价值的认同，普通法、新教改革、代议制政府、财产安全以及个人自由在“盎格鲁圈”得以确立，并成为这些国家此后数百年领先全球的制度优势。
二、宪政制度
自国家诞生以来，对人类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公权力的滥用导致私人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公平正义成为幻想。所以英国思想家阿克顿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因此，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直是人类社会最重大、最古老的政治命题。同样是英国人，率先找到了解决方案——宪政。1215年6月15日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王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签署了一份名为《大宪章》的文件。该文件确立了现代政治最重要的原则——宪政：王在法下；民众享有自由权；各城市享有自治权；国王征税必须同贵族会议商量并听取民众的意见等等。
这是人类首次将国家最高权力关进了法律的笼子。800年来，英国《大宪章》不仅启发了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对“分权制衡”的政治构想，还促成了代议制、普通法和陪审团等制度设计。任何关心人类政治、渴望长治久安的人，都不得不追溯这些伟大的法治传统。所以，英国历史学家丹·琼斯在《权力之笼》一书中说，1215年英国国王被迫签署《大宪章》，是人类文明的超级事件，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三、保护私有产权的商业文明
很多人以为，只要有买卖交易活动，就有商业文明。其实，现代商业文明的核心，不在于市场规模、总量多少，而在于是否存在一个保护私有产权、允许自由交易的规则体系。无私产则无私权，进而商业不可能长期繁荣，甚至文明都无从建立。英国历代思想大师，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都将私有产权视为商业文明的灵魂。英国不仅是最早，也是长期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
13世纪《大宪章》就明文记载“国王不得向臣民随意征税”；18世纪之后，陆续出台了财产法、合同法，甚至还有“知识专利保护法”；一些家族的财产，历经天灾战乱、政权更迭，仍然传承了上千年。经济学家诺斯在其诺奖作品《西方世界的兴起》更进一步发现：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欧文明能够最终长期超越东方以及其他文明，就在于保护私有产权。古罗马、西班牙、葡萄牙都曾是称霸世界的大帝国，由于不保护私有产权，甚至以国家的名义鼓励抢劫、偷盗和诈骗，最后都衰落了。
四、现代科学
提到“现代科学文明”，很多人立马联想到电子产品、航天飞机等科技产品，或是晦涩的科学论文、精彩的科幻作品。但其实，现代科学文明的本质特征在于两点：“探求真理”的理性思维；“控制变量”的实证、实验方法。
威廉·拜纳姆《耶鲁极简科学史》一书，在对科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发现，如果说早期科学起源于重视理性精神的古希腊，那么具备实证、实验精神的现代科学则始于英国。13世纪的罗杰·培根爵士，就开始提倡经验主义，主张通过实验获得知识。到了17世纪初期，弗朗西斯·培根还试图通过分析和确定科学的一般方法式，给予新科学运动以发展的动力和方向。这些精神与方法，最后汇集到了牛顿身上，以力学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为标志的现代自然科学终于全面形成。可以说，正是英国这些伟大科学家的贡献，才有了现代科学及其伴随而生的数次工业革命，人类物质文明才能丰富到今天这个程度。读懂“英国与现代文明”，不仅一个现代人的文明必修课，也是一个人反思自身、清醒决策的重要依据。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关乎文明人福祉的基本观念，仍然被掩盖、被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