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周刊社评文章写道，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为 4.7%，但实际上已降至 3% 以下。科技行业在被中共当局接管后陷入停滞，阿里巴巴及其标志性创始人马云受到的冲击就是一个象征。尽管解封但已大受影响的消费又下降了 2%；失业率急剧上升，尤其是每年有 1200 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富裕的中国人正在逃离这个国家；面对北京带来的重大地缘政治风险，外国资本也正在大规模撤离。
濒临爆裂的模式
文章续指，中国的重商主义模式正处于爆裂的边缘。投资优先于消费，造成了巨大的工业产能过剩，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此提供了大量补贴，即便是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有些甚至无法定期支付公务员工资。由于国内需求疲软，过剩产品只能通过出口找到销路，而出口又有系统性补贴政策的支持，导致对外贸易顺差巨大，6 月份高达 990 亿美元。但是，中国产品倾销全球正在激起西方和南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浪潮。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包括欧盟，现在都在实行与中国脱钩的原则，以惩罚中国的掠夺性做法，对其产品征税，甚至禁售，就像美国针对中国电动车所做的那样。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他寄望2049 年跃升全球领导地位的主张、他在亚太地区的极端侵略性，以及为应对美国可能的制裁而开展的经贸战等基础之上的。文章认为，这种外交政策也正在对中国产生反作用。美国惊觉后，开始了工业复兴，并重新确立了其在 21 世纪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能源、数字和人工智能、生物和健康、太空和武器。中国与俄罗斯结盟，包括参加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联合演习，不仅有助于北约重新启动，还拉近了北约与亚洲民主国家的距离，亚洲民主国家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成立 75 周年纪念活动。对台湾的威胁，激发了这个民主岛屿上的人民捍卫主权的热情。对南中国海的霸权主张，加剧了与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沙群岛（尤其是第二托马斯浅滩）的紧张关系，迫使中国政府再度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文章表示，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是终身掌权的代名词，而不是邓小平为避免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而寻求的合议制领导，这使中国陷入了四重僵局。
文章进一步解释说，第一个僵局是人口问题。短短几年间，出生人数从 1600 万降至 800 万。中国的劳动人口正以每年 1000 万的速度减少，在未来 30 年内将减少 2 亿居民，这将削弱经济增长并严重影响公共财政。
其次，经济、社会和金融陷入僵局，犹如中等收入国家遭逢的陷阱。中国拒绝将其经济模式转向国内市场。由于对政权的不信任、房地产崩盘和社会保障薄弱，消费占 GDP 的比重已下达 40%的上限，而发达国家则为 70%。对工业、基础设施和研究的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因为这些投资由国家控制，与市场脱节。在中国带起的全球化崩溃后，中国出口正面临着保护主义壁垒的冲击。公共和私人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00%，资本外流急剧增速（2023 年为 680 亿美元）。
与西方决裂
再来，自 1978 年以发展、财富和个人自由换取中国共产党垄断权力的社会契约破裂，导致当前政治僵局。如今，密集增长和社会进步受阻，而老百姓则受制于无情的数字化这位老大哥的监控。这加剧了中国人民对其领导人的不信任，以及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
最后是战略僵局。文章认为，中国过早地与美国展开对抗，让美国重新占据了上风。与俄罗斯结盟征服了莫斯科，但代价是与西方决裂，而西方是中国出口的重要市场。北京又以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和军备竞赛在亚太地区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抗，并加强了台湾的地位。加上，作为 “一带一路 ”的一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对当地制造的破坏和对重要资产的掠夺正在激起南方国家的报复。
《观点》周刊这篇社评文章总结，习近平选择了经济战争手段来满足他对权力的过度野心，从而摧毁了中国的“辉煌四十年”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全球化。他还挑动起美国和亚洲民主国家重整军备，以劝阻北京不要进行军事冒险。他对中国陷入的深重危机矢口否认，证明出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指出：“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